法作为上层建筑，也要为人民内部经济活动、社会交往、家庭生活等提供基本规范。唯其如此，方可使人民安居乐业，对未来可预期且有信心，从而积极生产和放心生活。

   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5月28日通过，并经公布，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。这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，并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随着《民法典》的颁布，深入研究《民法典》及我国的民法教育，正当其时。

    以历史的眼光看民法典

    《民法典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民法教育应突出法规则进步的历史原因

    “民法”本身并非汉语中固有的概念，而是日本人近代移译欧陆法律文献创造的汉字表达。在中国古代，尽管有各种律令（比如唐律），但没有专门的民法，后人称中国古代法“重刑轻民”或者“诸法合体”。中国人自己真正起草民法，始自清末，直接目的在于“变法图存”。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，大清民律草案虽已完成，却无可奈何地自然终结。民国的到来并没有当然废除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，为此民国北洋政府继续起草民法，然并未正式颁布。南京政府在1929至1930年重新起草并陆续颁布了由总则、债、物权、亲属和继承五编构成的“民法”，合计1225条。此后近20年中，相继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和解放战争，这部“民法”在中国大陆的实际效力及影响颇为有限。1949年，国民党“六法全书”在中国大陆被废除，这部“民法”至今只在台湾地区有效。

  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、1962年、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，均未成功。2014年10月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澳门皇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提出要“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，编纂民法典”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。此后立法机关将制定民法典列入立法规划并予以落实，终获成功。如果不考虑《澳门民法典》（1999年澳门回归前将1966年《葡萄牙民法典》“本地化”为《澳门民法典》，计2161条），这次颁布的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    从历史的视角来看，这次成功制定和颁布《民法典》，首先是完成了党中央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的政治任务。而党中央的部署又有其深层原因，我们可以将制定和颁布《民法典》理解为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。其一，经济体制经过数十年改革，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，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，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。其二，所有的改革和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民，人民的权利诉求，比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怎么办，能否设立物权性的“居住权”，父母用毕生积蓄为子女购房后兼使自己将来也可安居无忧，诸如此类，需要在具体部门法中加以明确和固定。1986年的《民法通则》被誉为中国的“权利宣言”，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，历史意义重大。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，需要通过《民法典》进一步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种类，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，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的规则及机制。

    重视民法、编纂民法典也反映出人民及其公仆法意识、法观念的变化，对于法的功能的认识有了实质进步。法作为上层建筑，其功能并非单一的专政的工具，也要为人民内部经济活动、社会交往、家庭生活等提供基本规范，比如以物权法固定动产及不动产所有权、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的内容及效力，以人格权法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、人格尊严、生命、身体、健康、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、隐私、婚姻自主等人格权利及法益（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），以继承法明确私人财富可以传承久远，等等。唯其如此，方可使人民安居乐业，对未来可预期且有信心，从而积极生产和放心生活。

    新中国成立伊始，法学教育中便包括着民法教育。如今，随着《民法典》的颁布，中国的民法教育将开启新“纪元”。

    以比较的眼光看民法典

    《民法典》是比较法的产物，民法教育应具有国际视野

    民法的概念及规则大多可以追溯至罗马法。而此一脉民法传统在后世又为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俄罗斯等国所继受，在不同国家又有各具特色的发展。分析我国《民法典》，其整体的基本概念、规则、原则、立法结构、立法技术及适用技术，均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民法传统特征，而与英美普通法不同。《民法典》在某种程度上讲，是法律继受或者法律移植的结果。借用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描述日本民法的说法：是比较法的产物。

    在上文纵向历史分析的基础上，再来对《民法典》作横向的比较分析，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“混合继受”的特点。换言之，它学习的对象是多元的，不是只借鉴某个国家的法制度。比如，设置总则（第一编）并使用民事法律行为（第一编第六章）的抽象概念，贯彻物权与债权二分、在买卖合同部分规定出卖人的交付义务（第598条）、在物权编规定动产交付（第224条）或者不动产登记的效力（第209条），显然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。在第三编第三分编规定“准合同”，则又呈现出法国法的影响。《民法典》在以大陆法为“体”的同时，也表现出了以英美法和国际公约为“用”的特点。比如明确承认“惩罚性赔偿”（第179条第2款、第1185条等），在既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是极为罕见的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美国法的影响；有条件地承认要约的可撤销性（第476条）则是借鉴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的表现。当然，混合继受对于将来法典的解释适用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和法律人要为民法典的“整合解释”而努力。

    另外，《民法典》采“民商合一”的体例，与法国民法、德国民法、日本民法、韩国民法等均有不同，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是“民商分立”体例，在民法典之外还有商法典。当然，1260条的《民法典》（体量与台湾地区“民法”以及有1044个条文的《日本民法典》大致相当），与有2385个条文的《德国民法典》、2281条的《法国民法典》相比，并考虑到德、法、日等国均奉行“民商分立”体例，民法典之外尚有商法典规定商主体、商行为等内容，故我国民法典是一个简版的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”。

    既然《民法典》是比较法的产物，民法教育自然不应脱离比较法。目前的法学高等教育中，不少院系开设有“外国民法”或者“比较民法”之类的课程，培养法律人掌握比较的方法。具备国际视野，很有必要。

    以发展的眼光看民法典

    《民法典》是在既有民法规范基础之上的体系化

    从发展的视角来看，《民法典》既是中国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系化结晶，也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发展。

    首先，编纂《民法典》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，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，是在既有民法规范基础之上的体系化。既有的民法规范成果凝聚着几代中国法律人共同的心血，这些成果至少包括：其一，即将随《民法典》的生效而废止的婚姻法、继承法、民法通则、收养法、担保法、合同法、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。其二，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发展的民法规范。比如说情事变更的规则（第533条），便是吸收了《最高人民法院澳门皇冠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26条；清偿抵充的规则（第560条和第561条），便是吸收了上述司法解释第20条、第21条；澳门皇冠预约合同及其违约责任的规则（第495条），便是吸收了《最高人民法院澳门皇冠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第2条。此类事例，还有很多。

    其次，《民法典》编纂过程中也体现了自己的发展。其一，与我国既有的民法规范相比，添加了若干新规定。以与《合同法》相比为例，《民法典》合同编新增的规定如，增加了悬赏广告（第499条）、合同履行及合同终了时的绿色义务（第509条第3款、第558条）、电子合同履行的规则（第512条）、债务履行的规则（第514条金钱之债、第515条和第516条选择之债、第517至521条多数人之债等），明确了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的履行请求权（第522条第2款）、增加了第三人清偿规则（第524条）、细化了合同的保全（第535至542条）、明确了债务加入规则（第552条）、增加了继续性合同的普通解除（终止）规则（第563条第2款）、细化了解除权的行使规则（第565条第2款）、补充了受领迟延规则（第589条）、在典型合同分编中新增了保理合同（第三编第16章），等等。其二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相比，无论是其编制的结构体例，还是在解决时代新问题（比如电子商务）、中国现实问题（比如高空抛物坠物治理）等方面，都尽可能给出了“中国方案”，体现出了创新性和中国特色。

    最后，《民法典》本身也不可能意味着民事法规范发展的终结。无论立法者如何努力，成文立法总会存在漏洞，今日已是常识。因而，司法队伍将来在提炼具体裁判规范解决纠纷的过程中，仍要继续发挥在本土发展法规范的重要作用，司法解释仍会继续成为我国民法的重要法源。

    民法既然是不断发展的，民法教育当然不能故步自封。更新教学素材、尝试新的教学方法、培养过程中理论及能力并重等，将会对民法教育提出更新的要求。

    以理性的眼光看民法典

    民法典要“活法”化，民法教育应有助于民法的适用及不断成长

    一部民法典，要真正发挥其规范功能，可从两个方面观察。其一，作为行为规范，它如何融入国民心理并呈现于日常活动。其二，作为裁判规范，法律人如何领会新法典的精神实质，使法观念与时俱进，并运用新规范解决现实问题。这两个方面，均是在追求使民法典由“纸面上的法”转化为“活法”。而此一目标的实现，在当下无疑要取决于民法教育。

    就前者而言，国家持续多年的“普法”教育依旧有其现实意义，而其要义在于启发国民的权利意识，培养“为权利而斗争”的精神；同时也要求公权力机关尊重国民的权利，划定权力的合理底线，养成依法行政的习惯。

    就后者而言，无可否认，法学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业教育，法律人的培养要求高水平的法学教育，而民法教育无疑是其核心组成部分。《民法典》颁布后，法学教育自然要求法学研究的范式也要从“立法论”转向“解释论”，而“解释论”的出发点便是充分肯定《民法典》的权威性，并以此为新的基点，打通其“奇经八脉”，使民法成为不仅有骨骼（立法）和肌肉（判例），更有神经（学说）的有机体，不断地成长，生机勃勃。

（作者：韩世远  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    文章来源：《中国教育报》2020年6月11日

    原文链接：http://paper.jyb.cn/zgjyb/html/2020-06/11/content_581072.htm?div=-1